同一性的消解：一個佛學詮釋方法的建構
王興煥 / 法國巴黎第八大學哲學博士生
《摘要》
在佛教內部，緣起論與本體論的對抗始於大乘的空有論爭，這是中觀學派與瑜伽學派二大教系對諸法體性的論戰。這一系列的對抗在漢傳佛教並無繼承發展，因為漢傳佛教的主流學派——華嚴宗——以空有相即的如來藏為終極真實；但是隨之而來的，是緣起論與實體論的法義之爭。空有之爭是中觀「性空」與瑜伽「實有」的對峙；而在緣起論與實體論之爭，中觀與瑜伽則同一立場，以無我概念批判有實體論嫌疑的如來藏思想（或本覺思想）。
更進一步思考，以「空」、「有」作為相對概念來抉擇中觀與瑜伽的歧異，是對「性空」思想的錯置。中觀與瑜伽的論爭，不是相對概念的空有之爭，而是緣起論與本體論的歧異：就方法而言，中觀質疑一切建立諸法根源的本體論系統，故與瑜伽的諸法唯識之說歧異。以「緣起論與本體論的對抗」理解印度佛學的空有之爭，自然能將因如來藏思想所引起的「緣起論與實體論之爭」歸納入列，形成緣起思想對所有佛教本體論的挑戰：是否違背「無我」的佛學共法？傳統的爭議焦點在於：本性住種、心識、如來藏……與無我如何並存？儘管瑜伽與如來藏系列經論都不斷自清，其本體概念不同於外道的梵我實體，但對比中觀「諸法無本」的激進姿態，本體論與「緣起無我」的佛教共法，仍有無可共存的根本歧異。
唯識學與如來藏思想都訴求絕對與終極真理的同一性，也就是說，所有的差別現象都源自某種終極概念或以此概念為終極目標，差異現象的同一性亦於終極真理中顯示。中觀的緣起論則是對差異的絕對肯定——由複數的、個別差異的條件（因緣）形成現象，每個現象的因緣只能是該現象獨有的因緣，所以每個現象只能是獨特的、差異性的存在，而且是在其自身的、非經比較而來的差異，無任何同一性基礎、亦無同一性目的。佛教本體論招致緣起思想的強烈質疑，正在於前者屬於同一性哲學，後者則反對任何的同一性概念。
「緣起性空」不是建立一種性空的教相，更不是作為本體論命題的真理。它是作為一切教相的基礎與目的——即一切法而蕩相遣執，在一切教相上發揮無止境的「畢竟空」的作用。所以要消解緣起論與本體論的衝突，一方面在於唯識、如來藏等本體論必須回歸為「為了蕩相遣執」的功能性角色；另一方面，必須將緣起論視為依附於一切教相的作用，而非一種獨立的教相。為此，本文提出一種名之為「以觀釋教」的佛學詮釋方法，在此方法下，佛教本體論的同一性特色可被取消，既保留其自身理論徑路，亦不違背緣起性空的佛法通義。
關鍵字：佛教存有論、佛教詮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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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治與治理：政治神學與經綸神學對話
王樂成 / 法國巴黎第八大學哲學系博士生
《摘要》
公法學與政治哲學家施米特（Carl Schmitt）於1922年發表了〈政治神學：主權學說四論〉一文，論斷法學結構和政治概念，與神學結構和其概念，兩者間具有親緣關係。1935年，神學家佩特森（Erik Peterson）則以〈一神論作為一個政治問題〉一文否定了以政治類附神學的可能性，認定在持三一論（Trinity）教義的一神論宗教中，並無世俗政治附驥的理論餘地。1970年，施米特續以〈政治神學二論：消溶所有政治神學的傳說〉反駁佩特森此文。這場橫跨近半世紀的理論爭辯，其主要爭點在於：政治是否能被視為神學的世俗化延伸？近年，義大利當代哲學家阿岡本（Giorgio Agamben）重拾這場政治神學與三一論之辨，從這場論戰出發，建立其自身的政治—神學理論進路。阿岡本透過其方法：印跡論，尋求神學中的經綸（Oikonomia/Economy）概念的系譜；並追隨這個系譜，從中發現這個概念產生了統治（Reign）與治理（Government）二分的印跡（signature）。此一區分構成了經綸神學之範式（theological-economy paradigm）。而此範式與攝理（Providence）觀念相融合，則造就了現代政治域（the Political）的基礎。同時，透過追尋這些概念的印跡，以及重探基督教禮儀（liturgies）的系譜學；阿岡本指出，作為近代政治權力的治理性（governmentality），必然具有關於榮耀（Glory）的向度。此二者共同構成了權力的經管範式（ paradigm of Economy）。最後，本文將在阿岡本理論的基礎上，進一步檢討這種經綸神學—政治神學範式之理論，與近來受到重視的基進政治基礎：生命權力（Biopolitics），與治理性間對話與增益的可能性。
關鍵字：政治神學，經綸，經綸神學，治理性，榮耀，三一論，印跡，阿岡本，施米特，佩特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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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統一體與憲法秩序之變動 - 台灣學界對施米特的理解和不同的閱讀途徑
楊尚儒 / 德國柏林洪堡大學（Humboldt-Universität zu Berlin）哲學所博士生
《摘要》
當前台灣政治思想學界理解德國法學者卡爾‧施米特（Carl Schmitt）的憲法學說時，多強調「同一性」和同質的「政治統一體」作為閱讀的起點。故本文試圖從施米特的「代表」和「委任獨裁」的概念作為另一個閱讀的起點，以突顯出施米特理論中的兩面性，並藉以補充施米特研究中較少為台灣學界所提及的部分。
儘管施米特的法政思想具有世界性的影響力，但直至近年，這個名字才因為圍繞著台灣國族建構過程以及修憲運動所產生的爭論，而在台灣學界中逐漸為人所重視。然而台灣學界在提到施米特學說時，通常以施米特和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的比較研究為主，並將之視為鄂蘭的理論對手。在此類比較研究中，多關注在施米特對於政治的概念，也就是以「區分敵友」的決斷來界定政治之本質。若是以這個角度來看待施米特的思想，那麼接著而來的討論便容易集中在國家預設了內部具有同質性的政治統一體，以及政治統一體的政治意志乃是成文憲法之前提等概念，這些概念的理論推演結果便較傾向於憲政秩序易受人民意志與當下的決斷所影響而更動頻繁。
但著重於鄂蘭的共和主義詮釋路徑時，另一方面卻也可能忽略了施米特思想矛盾特質中的另外一條閱讀線索，也就是人民總體的政治意志必須透過代表來行使。藉由總統作為真正的代表者以超越議會中各分殊利益的紛爭，並維繫威瑪憲法和共和體制的存續。而這種必要時，甚至可以擱置現有憲法規範的緊急命令，透過「委任獨裁」（kommissarische Diktatur）手段來重建原有的秩序。若是從這個面向來看，則施米特理論便不是如此理所當然地導致憲政秩序的更迭，反而呈現出穩定的色彩。透過此種的閱讀方式，或者可期提供台灣的施米特研究，一個較為平衡的觀點。
關鍵字：施米特，鄂蘭，政治統一體，政治意志，憲政秩序，代表，委任獨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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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東亞多元現代性：以楊德昌的電影《一一》為例
王萬睿 / 英國艾塞特大學電影研究博士候選人
《摘要》
《一一》（2000）是楊德昌(1947-2007)最後一部劇情長片，此片讓他奪得坎城影展最佳導演獎的殊榮，而製作的主要資金來自日本的Y2K計畫。從電影製作的層面上來說，《一一》是台灣藝術電影全球化趨勢下的一個個案。於是乎，一個區域性/跨國界的生產和發行網絡應運而生，並且將東亞的動力緊密的連結在一起。除此之外，並挑戰了過去國族電影的範式，透過東亞合製的形式模糊化國族疆界，而懷舊敘事則投射了對東亞現代性的集體想像，可謂一種跨界敘事的影像實踐。所謂跨界敘事，乃是透過跨國空間作為舞台，跨國文化透過轉譯形成溝通平台，創造一種超越民族電影的「東亞」跨國影像。
《一一》的故事主要圍繞在一個家庭與事業的兩個危機中。作為家中唯一的長輩，婆婆在兒子阿弟的婚禮當晚中風，導致全身癱瘓不能言語。大女兒明明與女NJ負起了照料之責，但不久後明明情緒崩潰，避居深山。NJ的電腦公司遭遇瓶頸，希望透過日本電玩設計師大田的接洽來挽救公司的危機。而NJ在日本出差時，與三十年不見的初戀女友有重溫舊情的可能，但仍無疾而終。最後由日本歸來的NJ與自山中返家的明明重新審視自己的人生，並一同面對婆婆的死亡。
學界對《一一》所再現「日本」有著不同的閱讀取向，一種體現了導演的個人經驗與世代認同，另一種則質疑楊德昌扮演了服膺跨國製作與複製殖民歷史的共謀。事實上，兩個觀點都試圖為一種跨國性的邏輯提出詮釋。於是，我們可以合併這兩種觀點，提出新的問題意識框架：跨國敘事空間如何形塑認同的轉向？而認同的轉向是否招喚了殖民歷史的覆返？在這兩個問題中，跨國敘事空間，也就是兩個地理空間台北與東京(台灣與日本)的對比下，透過敘事中的跨國經濟合作與殖民懷舊，體現了日本認同流動的有機結構。
本文希望藉由透過分析楊德昌的電影《一一》中的鏡頭和剪接邏輯，反思東亞跨國空間如何被影像化，以及懷舊敘事如何產生認同的轉向，做為重新評估東亞多元現代性的策略。第一部分主要分析城市空間中的移動影像，包括行駛中的火車，以及鏡面反射的車流，釐清東京和台北的現代性與城市空間的複雜辯證關係。第二部份則關注電影中的大眾文化空間，揭露跨國電子軟體生產與全球文化霸權的共謀形式。結論要強調的是，東亞電影的跨國性影像生產，隱含了對抗來自西方的東方主義浪漫化與刻板化的想像，並實踐了東亞在地化的多元價值。
關鍵詞：多元現代性、楊德昌、《一一》、都會空間、跨國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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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M. Coetzee小說《少年時》中的文化身份認同議題
黃燕祺 / 比利時魯汶大學文學系研究生
《摘要》
本研究計畫透過特定文本探討後殖民文本書寫中的身份認同政治議題，並將研究重點放在分析英國二十世紀後發展出複雜的殖民/後殖民歷史，以及此一政治現實對來自前殖民地及大英國協作家在文化身份書寫與想像所產生的影響。
對於那些曾在殖民地受英國殖民教育培養的作家而言，當英國殖民者離去，新國家得以獨立成立後，懷抱作家夢與種種抱負前往帝國中心━倫敦，卻讓這些新到來者反而對自我的書寫，國族、語言和文化認同有了更複雜的疑問和爭議。本文擬以在2003年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前南非作家J. M. Coetzee 的作品來探討上述議題。除了多部深入探討南非種族隔離問題的小說作品，J. M. Coetzee在2002年出版的半自傳小說Youth中描寫一個試圖逃避60年代政治種族隔離現實的南非白人大學畢業生，如何懷著作家夢迫不及待前往帝國中心—倫敦大展身手，卻在身分認同挫折中迷失的故事。本文以此部作品來分析後殖民書寫中文化身分認同的議題，分析由殖民地前往帝國中心的作家如何紀錄他們面對帝國中心的觀察並形塑其文化想像與身分認同：處於轉變中的社會，文化，政治乃至於經濟權力迭異的現實景觀，以及在此現實下他們自身的文化身份所面臨的轉變與挑戰，而這樣的反思也導致新的文化身份誕生反映在文本書寫中。
關鍵字：文化身份, 身份認同政治，後殖民文學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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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寫台灣史：汪其楣〈人間孤兒〉劇作中反映的離散認同與混雜性表演敘事策略研究
胡紫雲 / 英國埃克賽特大學戲劇系博士候選人
《摘要》
〈人間孤兒〉為汪其楣於八零年代末期的編導作品，首演是在1987年並於1992年為國家戲劇院邀演，經過重新組合成為〈人間孤兒1992枝葉版〉。這二齣混合與再現台灣歷史、地方音樂、多種語言與民間劇種的現代舞台劇，明顯的企圖打破自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來台後，長達三十年強勢的以傳統中國歷史、文化與國語教育作為單一國家與文化認同的概念。劇中，導演汪其楣努力表現生活在台灣不同族群語言與文化的多元面相，藉此尋思更能代表「台灣」的表演藝術形式。
本文擬將分析汪其楣的〈人間孤兒〉與〈人間孤兒1992枝葉版〉二部作品，期望透過瞭解劇中的編劇法(dramaturgy)及其蘊涵的混種文化(hybrid culture)特質；首先，嘗試釐清劇作中大量拼貼與混雜並置不同族群文化所代表的象徵意涵。此外，筆者期望使用離散論述進一步檢視〈人間孤兒〉作品中，反映出以外省第二代藝術工作者的身份面對台灣自1970到1980年代政治社會劇變，導演藉混雜敘事策略所開展的混種台灣文化想像與認同，其中整合不同族群文化的意義與目的。透過辨析客家文化如何在戲劇場域中再現為構築觀眾台灣集體歷史意識的空間，以及其間所展演的混雜文化如何開啟觀眾混雜認同想像的再整合(imaginary reunification)，進而辨析〈人間孤兒〉作品中文化認同的複雜性。期望藉此論文提供對於現代劇場作品不同面相的觀察與詮釋方式，以豐富台灣表演分析論述。
關鍵字：汪其楣‧人間孤兒‧離散論述‧混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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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異/藝興國：三十年代上海留法文藝家的美學意見與文化想像
陳碩文 /法國國立東方語言學院漢學研究中心任博士後研究員
《摘要》
三十年代上海中西文化交融、自由多元的都會文化語境，提供了中國現代文藝人士成長及茁壯的文化空間，也其文化實踐活動提供舞台。其中，留法歸的滬文藝家如傅雷、華林、龐薰琹、林文錚等人，不僅熱衷辦報創刊、結社集會，亦積極推廣以法國為主的西歐美學思潮，催生中國現代文藝的成熟，參與了國族文化想像歷程。然而，究竟他們如何翻譯、詮釋法國藝術，融合傳統，展開書寫、出版等各種文學生產活動，並與當時的文學語境對話？他們的文藝意見有什麼特色？展現出了什麼樣的文化想像？這些都是本文想進一步探討的議題。
本文將其現代文藝論述視為不斷被各種話語實踐所想像跟建構的，從文學場域的觀點出發，來探討時代背景與都會語境如何影響當時文藝家對於法國文藝思潮的演繹。本文亦得益於文化翻譯理論的啟發，將不同文化間的翻譯活動，視為譯者與接受者再現本地文化與價值的現象。由此，則現代文藝家在上海文化圈所從事的翻譯、詮釋和介紹，亦可視為其不斷在建構中的文化想像，值得再次探索深思。
本文旨在從中法文化翻譯及交流、現代文化的想像與建構等角度，考察上海三十年代文藝團體的報刊出版、文藝活動，分析時代背景，以及政治、經濟、社會等因素，如何影響中國現代文人對異國文藝符碼的接受和傳播，並建構其國家文化想像，以期能為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開展宏觀的研究視野，作出一點嘗試。
關鍵詞：都會文藝、上海三十年代、現代、文化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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遙遠的距離：在西班牙的中國與台灣移民之差異
黃建龍 / 西班牙Castilla-La Mancha大學Toledo人文學院跨文化研究博士生
《摘要》
移民的生活與歷史文化表現其實就是跨文化實踐的具體表徵，因此從不同移民的身上可以清楚地看見不同國家人民與不同移民母國具體文化現象的異同。
1997年在西班牙的合法居留的中國人只有15,754人，到2009年九月底為止，西班牙的合法居留的中國移民已有150,353人，增加了十倍，佔全西班牙移民人口的3.19％（第六名），但台灣人的比例卻一直維持在五百多人（部分會轉入西班牙籍），沒有太大的變化。自中國經濟改革開放與全球化之下，大量中國人進入國際人口遷移體系，移民大量地進入歐盟，到了2000年後中國的經濟崛起加上全球的經濟不景氣，整個全球市場向第三世界靠攏，中國成為世界政經舉足輕重的角色，但是西班牙的台灣移民情況卻全然不同，他們反而是跟著台灣國內政治經濟情勢與政策而移動，在西班牙的台灣與中國的移民相對文化資本不同、社會資本也不同，面對西班牙社會與文化所表現出來的跨文化現象，具體地反映出兩國人民的巨大差異。
一萬多公里，不只是西班牙與北京及台北遙遠的距離，更是台灣與中國的文化距離。一個帶著帶著國族主義想像進入歐洲社會，另一個帶著海洋性格的冒險精神，或尋求安定想像（五十年代與蔣政權中國內戰失敗後逃到台灣的老兵有一部分在西國佛朗哥時期移民到西班牙）而進入西班牙社會謀生，為適應社會的環境，兩者產生出不同的改變，表現在生活與社群活動間，相互比較下有那些具體的文化差異與現象？進一步兩國移民產生怎樣的文化衝擊？他們如何維持他們各自的社會脈絡？本文透過深入訪談檢視在西班牙的中國與台灣移民如何建構他們相對的社會關係，與文化現象，對應兩國文化與人民遙遠的距離。
關鍵詞：移民（migración）、文化衝擊（choque cultural）、文化資本(capital cultural)、社會資本（capital 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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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紀法國譯本如何呈現《㑳梅香》之詼諧
羅仕龍 / 法國巴黎新索邦大學戲劇博士候選人
《摘要》
法國翻譯元雜劇，始自1735 年馬若瑟神父節譯紀君祥悲劇《趙氏孤兒》。喜劇翻譯則遲至十九世紀初，才由英譯本轉譯武漢臣《老生兒》。至於中文直接譯為法文之元雜劇喜劇，首見於1838 年巴贊《中華戲曲集》收錄之鄭光祖《㑳梅香騙翰林風月》，法文副標題「侍女巧計」。
此劇劇情與王實甫《西廂記》相近，但漢學家儒蓮法譯之《西》劇直至1870 年代才出版，以致於《西》劇在法國的知名度反而不及《㑳》劇。1900 年，巴黎舉辦世界博覽會；《㑳梅香》之新譯本於《環球》雜誌印行，並於世博園區演出片段，為十九世紀法國少數演出元雜劇之實例。
《㑳梅香》在中國的評價一向不高。就編劇手法而言，明代王世貞認為該劇「全剽西廂」。就文辭而言，元代鍾嗣成《錄鬼簿》評其「貪於俳諧，多於斧鑿」。正因為其「斧鑿」的文句與典故，對於外國譯者而言，極易誤解疏漏；若欲詳依字句譯出，又易使譯文拖沓，難以登台演出。巴贊譯本同時反映了上述兩個難題。《環球》譯本則為了演出便利，在保留劇情巧妙的基礎上，刪除原劇的繁複典故，將內容凸顯為帶有「馬里沃風格」（marivaudage）的愛情喜劇；另外，譯文採用押韻的亞歷山大詩行，使其在形式上更接近法國觀眾所熟悉的戲劇形式。藉由比較《㑳梅香》原文與譯本，將有助於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之讀者對於同一劇本的理解與接受，亦可探討喜劇翻譯應如何跨越文化差異，將趣味傳遞給劇場觀眾。
關鍵字：㑳梅香、巴贊、馬里沃風格、翻譯、元雜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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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文：媒介與教育之間
王柏偉 / 德國柏林Humboldt大學教育學博士候選人
《摘要》
本論文企圖透過火星文這個現象回頭探討媒介與教育之間的關係。「火星文」是一個發源於台灣網路次文化，後來擴展到整個中文世界的現象，這個現象現在已經超出單純的網路世界回頭影響日常生活的世界。台灣的教育圈對於這個問題頗為重視，余光中與張曉風等人組成的搶救國文教育聯盟曾經為此問題大聲疾呼，認為這種現象起因於國文與古文教育的不足，他們建議以延長古文教育的時數來面對這個問題。基於媒介理論的立場，本論文企圖指出，火星文的問題並非古文教育不足的問題，而是整體溝通媒介生態轉變伴隨著社會結構轉型所產生的結果，如果我們沒有從媒介的角度去考慮語言教育所立基的基礎，那我們就可能並置舊的社會結構所產生的語意與新的媒介現象，這樣的做法將會導致整個本來立意良善的政策性建議產生災難性的後果。換句話說，本文將在結論中指出，我們應該做的並非延長古文教育的時數，而是應該嘗試建構更多更貼近當下的圖像與文字的混雜形式。
關鍵字：語言、圖像、媒介、認知、社會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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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公民意識歷史建構與社區實踐比較研究
張玉泓 / 英國伯明罕大學(University of Birmingham)社會學博士生
《摘要》
研究主旨說明臺灣社區大學（以下簡稱社大）的歷史發展，與對臺北文山以及永和社大進行比較分析。主要回答的問題意識有兩個層面:(1)社大的教育新興型態，為何會在臺灣的歷史社會中形成?其時間與脈絡的因果關係如何?在結構(Structure)與行動(Agency)的雙向邏輯中，關於教育與社會改革的理念如何被提出?透過何種的歷史事件與路徑相依(Path dependence)，形成在臺灣教育史上，由民間主導的教育改革運動得以快速在臺灣社會發展? (2)社大以哪種組織邏輯或實踐機制，建構臺灣社區的網絡運作與公民實踐經驗?研究分析在歷史事件與時間脈絡裡，避免去脈絡化(De-contextualization)的可能，期能詮釋臺灣社大發展至今，關於結構與行動如何互動的情境分析；社會行動者理念如何賦予正當性與文化意義的社區公民實踐。
研究主要援引:(1)歷史社會學發展中，事件式分析(An eventful analysis)的理論方法，著重時間序列事件上，結構與行動層次的分析，主要解釋社大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的歷史建構過程。(2)新制度論(New institutionalism)強調制度是一組物質性實踐與象徵性建構，若牽涉利益條件、權力結構、規範性原則與組織文化等影響因素，都可能對制度或結構產生變遷的轉化功能。社大在理念上如何與既有制度辯證與對話?又在行動上如何依賴象徵性價值相互連結，在物質、資源與規範等面向上產生轉化?(3)以都市社區理論觀點來瞭解，在公民意識的社區建構過程內，社大組織運作如何與社區既有的社會網絡關係（如地方派系等），建立連結或協調關係機制?與社區領袖菁英進行何種互動模式?對成員予以賦權的形式與策略為何?主要分析的層面有:(1)社大發展的歷史因果脈絡說明。(2)用理念、制度、組織、物質利益與資源等概念，說明文化事件在結構與行動間的建構關係。(3)對「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進行組織研究，解釋社大法制化與網絡化的運作。(4)個案比較研究來說明社區實踐的公民社會發展。解釋的脈絡依序為:(1)為何社大在臺灣歷史社會中形成?(2)社會與教育改革的文化意義為何?(3)在組織與制度上進行何種的溝通與協調工作?(4)運用的策略模式為何?(5)公民意識如何在臺灣社區實踐?
研究以社會建構的取向來詮釋社大歷史發展，強調社大做為臺灣新社會運動(New social movement)，如何經由與外在社會事實(Social facts)的瞭解以及行動介入，辯證(Dialectic)教育理念以及公民建構的正當化意義而得到社會肯認，並鑲嵌至在地社會文化脈絡中，進行所謂「全球思維，在地行動 (Global thinking, local practice)」的理念型內涵。研究使用歷史分析來說明臺灣社大運動的論述與實踐，並指出其在台灣文化意義上的特定性與普遍性。
關鍵字：公民社會、(新)社會運動、公共領域、民主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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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有人知道王樂成的聯絡方式嗎？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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